艾滋病患者“就医难” 医院拒给病人做手术

　　“未见典型卡波西肉瘤结构，疑为血管增生。”

　　拿到中山大学附属第一医院的病理报告，困扰了三个月的问题终于有了答案，小钟却笑不出来。

　　摸摸像芦柴棒一样瘦小、满是瘀青的胳膊，这个26岁的小伙子说：“我真希望，这是一场梦，明天醒来就好了。”

　　梦魇一次次在脑海中闪回：被多个医生赶出门诊，被疑似误诊有罕见肿瘤，被化疗三次奄奄一息……这一切，只因他是一个HIV（艾滋病毒）感染者。

　　在他身后，广东至少有4万多名HIV感染者，他们已经逐步进入发病高峰期。尽管国务院早在2006年初颁布的《艾滋病防治条例》第41条就明确规定：“医疗机构不得因就诊的病人是艾滋病病毒感染者或者艾滋病病人，推诿或者拒绝对其其他疾病进行治疗。”但综合医院往往以“去定点医院”为由将其拒之门外。“看病难”、“手术难”，是他们共同的困境。

　　这也是社会的困境。帮助和救治每一个艾滋病人（艾滋病毒感染者），让他们免于恐惧、隐瞒乃至报复社会，就是对每一个人最好的保护。

　　我是不是很快就要死了？

　　10月3日下午，广州市第八人民医院感染科病房，小钟（化名）蜷缩在苍白的床单里，眼睛像窗外山雨欲来的天空一样灰暗。

　　斯文白净的小钟是湖北人，大学毕业后来到广州，在一家外企工作三年。

　　今年6月，平静的生活被打破：他持续发烧，在一家区级医院治疗，抽血查出HIV阳性。“医生吓得脸都青了，马上让我转到市八医院。”

　　对于感染原因，他不愿多回忆，只说是“一次没有保护的性行为”。

　　看病难 小钟：疑似误诊被化疗搞垮身体

　　噩梦还在继续。不久，小钟的鼻翼、双脚、睾丸上长出一些小型青色肿块。广州市第八人民医院没有肿瘤科，只得请来广州医学院附属肿瘤医院的医生会诊。

　　他被诊断为一种艾滋病并发疾病——卡波西肉瘤。这是一种罕见的多中心性血管肿瘤，多由艾滋病或器官移植引起，病情进展快，治疗困难，死亡率高。不久前，广州市第八医院刚刚有一名HIV感染者因卡波西肉瘤去世。

　　医生开出了四个疗程的化疗方案，现在小钟已经完成了三个疗程。每天呕吐、眩晕、全身无力，体重下降了近30斤，血液里的CD4免疫细胞浓度只剩4个/微升，连正常人（500—1600个/微升）的1%都不到。但他觉得身上的肿块没有消失，又冒出来好几个。

　　他有点怀疑自己的病情，于是要求医生复诊，医生的回复只有一句话：“不用看了。四个疗程做完再说。”他决定先停止化疗，休息几天，让身体恢复到勉强可以下床行走，再去别的医院看看。

　　10月17日早上，在记者的陪同下，小钟在广州某大医院挂了个普通号。一进诊疗室，他刚说明自己是HIV阳性，医生马上拉起口罩，把脸遮得严严实实，然后把其他病人请了出去：“请去外面等一会，有‘特殊’病人。把门关上，完了再叫你们。”

　　把自己包裹妥当后，医生才转头对他说：“医护人员治疗艾滋病人需要特殊的保护。现在国家没有保护政策，我们治不了。请去艾滋病定点医院。”小钟央求说：“我没有要求治疗，只是请您帮忙诊断一下。”医生仍然无动于衷，开始叫后面的病号，把小钟赶了出去。

　　这样的场面，小钟已经习惯了。他说，自己已偷偷去过好几家医院，医德好一点的医生会帮忙看一下，给一些建议。很多医生一听说他是HIV感染者就直接拒诊。

　　无奈之下，小钟只好带上自己的活体标本，来到中山大学附属第一医院。10月19日，病理科诊断结果出来了：该样本不属于典型卡波西肉瘤，应该是血管增生，建议找皮肤科再看一下临床症状。皮肤科医生观察了小钟脚上的患处，认为病征与之前确诊为卡波西肉瘤的患者有明显差异。

　　这次检查结果，与之前在中山大学附属肿瘤医院得到的病理检查结果一致。这意味着，他此前很可能是被误诊了！

　　阿华：定点医院住院透析贵一倍

　　“你总算拨开云雾见青天，我还在地狱里挣扎呢！”病友阿华拍拍小钟的肩头，长长地叹了口气。

　　30岁的阿华是一家广告公司的老板，来广州打拼已有10年，有着体面的生活、稳定的伴侣。今年5月底，他腰痛、发烧，到广州市天河区某大医院检查，被确诊为尿毒症，只能靠血液透析维持生命。

　　祸不单行，就在阿华将进行第三次血液透析的时候，血检报告出来了——HIV阳性。“当时医生就喊起来了。他们直接就在透析室里赶我走。”

　　他开始了疯狂的就医路：把房子卖了，从广州到北京，辗转多家医院。但大多遭遇医生冰冷的拒绝，还是没有治愈的希望。

　　花了100多万元，家人和伴侣都离他而去。阿华的母亲说：“要是尿毒症的话，家里支持你，帮你治。得了艾滋病，就是该死。”他曾经偷偷剪断透析管，想要自行了断。幸亏被及时发现，没有伤及性命。

　　最后，只能去广州市第八医院了。但广州市第八医院的专长是治疗传染病和肝病，没有做门诊血液透析的资质。只有住院，才能做透析。

　　无奈之下，阿华只得办理了住院手续。虽然实际上，他只有每周一、四上午到医院做两次透析，但他也得支付住院费用。“每个月要花两万元，比在常规医院做门诊透析贵了差不多一倍。”

　　而且，由于广州市第八医院没有肾病专科医生，他没法进行进一步的详细诊治，只能通过不断的透析勉强维持现状。“现在这情况，换肾我就不指望了。过一天算一天吧。”

　　手术难综合医院和定点医院博弈

　　全省设立六七十家艾滋病定点医院，但一接到感染者还是送往广州市第八人民医院

　　一边是日益增多的艾滋病人：据广东省卫生厅发布，广东已逐步进入艾滋病发病高峰期。报告病人数从2008年的1349例，增加到2010年前10月的1905例。

　　一边是独木难支的“定点医院”：按照艾滋病属地治疗原则，广东省卫生厅在全省各地市设立了六七十家“艾滋病定点医院”，但主要是派发免费抗病毒药物，疑难艾滋病人还是往广州市第八人民医院送。别的大医院一接到艾滋病感染者，第一反应就是“送市八”。

　　两边的压力，压得全国知名的艾滋病专家、广州市第八人民医院感染科主任蔡卫平有些喘不过气。

　　“我们主要是传染病医院，肿瘤、肾病、烧伤这些专科都没有。只能看着病人干急，请外院专家会诊，还经常遭到拒绝。”蔡卫平叹了口气。

　　从1996年接触第一例艾滋病例开始，蔡卫平已经接诊了1000多例艾滋病人，被同行笑称为“艾滋佬”。尽管获得奥运火炬手等荣誉无数，但40多岁的他已经感到身心疲惫。

　　蔡卫平说，他面对的最大敌人，不是艾滋病毒，而是一张由误解、歧视、恐惧结成的无形巨网。“从某种意义上说，我们医院也是艾滋病医疗歧视的受害者。”

　　冰冷的拒诊：是阳性就不能动手术

　　小钟、阿华的遭遇，显然不是孤例。

　　今年5月中国艾滋病病毒携带者联盟发布的《关于解决我国艾滋病病毒感染者和艾滋病病人“手术难”问题建议》显示，仅在这家民间组织走访的123位HIV病毒携带者中，就收集了38个“手术难”的案例。

　　“艾滋病还不可怕，更可怕的是再得了其他病，就没医生愿意治了。”蔡卫平说，就连割阑尾这种简单的手术，许多医院也不愿给HIV阳性者做。

　　深圳艾滋病人互助组织——“A+A互助组”组员阿峰告诉南方日报记者，他2007年8月被通知感染HIV，中秋节得了肛门脓肿，痛苦不堪。辗转去了深圳5家医院求医，出于对医生负责任，他表明了自己是一名HIV携带者，结果是到处碰壁。其中有一次，人都上了手术台，麻药都打了，结果主治医生说，HIV检查报告刚出来，是阳性不能动手术，“就这样我被推下手术台。”

　　艾滋病感染者“就医歧视”是一个由来已久的难题。有医生认为，这是在更好地保护其他病人，收治艾滋病感染者会对同在医院看病、住院的其他患者产生不良影响，将影响医院的“客源”；有医生表示，综合医院不具备隔离、手术器械等传染病收治条件。